刚从中国长途飞行回去的肖恩·墨菲，在早餐时才知道自己下午1点就要第一个上场，最终1-4爆冷输给了中国小将雷佩凡。
墨菲当时怒不可遏，直接抨击主办方“卑劣”、“极度不尊重”。 他质问，为什么没去中国的球员可以晚点打，而自己却要像赶场一样？ “机长”阿里·卡特也站出来声援，他说这道理再简单不过，你不能让球员刚在地球另一端打完比赛，第二天就立刻投入另一项大赛。
尼尔·罗伯逊，作为球员委员会成员，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，这种密集且不合理的赛程让大多数球员“苦不堪言”。
罗伯逊描绘了一幅典型的“空中飞人”图景：七月在上海，一周后去沙特，接着回中国武汉，然后马上飞回英国打两站比赛，十月初又要再去中国西安。 球员们就像空中快递，在欧亚大陆之间来回折返，疲于奔命。 问题在于，世界斯诺克巡回赛（WST）的回应，总是带着一种无奈的必然性。
面对投诉，WST的声明承认挑战存在，但将其归因于“全球巡回赛拥有史上数量最多的重磅赛事和最高的奖金规模”。 言下之意，商业繁荣的代价，就是球员必须承受这种奔波。
前世界台联主席巴里·赫恩的态度更为强硬，他曾直接回怼抱怨赛程的球员：“照这意思，干脆取消所有比赛，把奖金直接发给你们算了！ ”
赫恩的逻辑核心是“客户至上”。 他认为赛程安排并非世界台联自己能完全决定，必须考虑赛事主办地、电视转播方和赞助商的意见。 特别是中国市场，如今已举足轻重。 一个赛季在中国举办多站赛事，总奖金高达数百万英镑，任何调整都牵一发而动全身。 所以，尽管球员抱怨连连，但将中国和英国的赛事集中安排以减少旅途的提议，往往难以实现。
这种矛盾在赛程“撞车”时体现得尤为残酷。 2026年1月初，冠军联赛和德国大师赛资格赛的赛程就完全重叠。 这迫使像中国选手袁思俊这样的球员，必须在两项赛事中做出痛苦抉择，无论怎么选都可能损失奖金和状态。
有数据指出，中国球员在排名赛正赛的出场率为62.3%，低于欧洲球员的78.4%，密集且不便的赛程被认为是原因之一。
回到香港的比赛，一个有趣的对比是，肖国栋和威尔逊同样止步德国大师赛八强，而且肖国栋的比赛结束得更晚（北京时间1月31日早晨），他赶往香港的时间比威尔逊还少了7个小时。 但最终，是准备更充分、或许受影响较小的肖国栋赢得了比赛。 这似乎说明，赛程对所有人的影响并非均等，但它确实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变量。
当特鲁姆普也形容这样的安排“并不理想”，当塞尔比赢球后仍忍不住吐槽睡眠不足，当罗伯逊、卡特、墨菲等一众名将都曾公开炮轰，这就绝不再是某个球员输球后的“借口”。 它成了一个系统性难题：在斯诺克全球化的盛宴中，是谁在享用大餐，又是谁在消化这份名为“舟车劳顿”的副作用？
那么，当商业成功的列车高速前进时，球员的健康、状态乃至比赛公平性，是否注定要成为被甩在身后的风景？ 观众们看到的精彩对决，背后又掺杂着多少时差和疲惫的干扰？ 这场关于赛程的争论，恐怕远远没有答案。优质图文扶持计划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